大家可能留意过这些事件:
3月11日,3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因在高速路上超速行驶,导致车辆失控,撞上路边大树,两名当场死亡,一名轻伤。
4月4日晚,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伯明翰被一辆黑色宝马警车撞伤,送医院抢救后无效,于5日下午不治身亡。
两名中国留学生因假冒身份代考英语,于4月初分别被英国伦敦南部盖莱顿刑事法庭判处一年和10个月的徒刑。
两名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于4月11日凌晨遭当地歹徒枪杀。
上述悲剧,再次把中国留学安全这个既严肃又沉重的话题,摆在我国广大留学预备人员和在外留学人员的面前。
中国留学生普遍缺少安全教育
中国教育部2012年2月1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约有224.51万人(次)。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以留学身份出国,并仍在境外的留学人员约有142.67万人,其中约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有81.84万人,约占学成后留学人员的72.02%。根据历年出国留学人员状况统计数据测算,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将会以不低于20%的年增长速度快速递增;2012年度的出国留学人员总数有望突破40万人。
有调查显示,中国留学生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安全教育和自救能力培训,出国前也少有单位或组织提供相关的安全教育信息和心理健康测试。中介机构只要成功把学生送出国就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高校虽然会强调学生注意安全,但往往停留于让学生“不要出事、不要给学校抹黑”的层面上,很少能够真正提供实用安全培训。而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就在于,应该更加重视留学安全教育,真正做到“从国内抓起,从出国前抓起,从安全习惯的养成抓起”,注重培养学生自理、自律、自卫和自立的安全留学能力。
广义“留学安全”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留学人员的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不受刑事犯罪威胁,不参与刑事犯罪,不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活动,留学目的国政局稳定、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留学生身心健康、居住状况适宜,工作期间不受剥削、不受歧视或偏见,预防留学中介陷阱、识别非法无证学校、警惕“问题学位”证书,对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突发事件有制度性的应急保障措施,所从事的任何学术研究均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利益,能够有效地为自己的祖国工作或服务等。
“留学安全”是一种特殊的非传统安全形态,相对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直接性、表面性而言,“留学安全”有其固有的特征,并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隐蔽性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非常注重留学教育的作用,并借此积极推行“留学教育帝国主义”战略。它的破坏性并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有一个长期隐蔽的积累过程。比如,今天的教育侵略往往假借对外教育交流,进行教育渗透与索取;凭借其先进的教育内容和国际互联网络,潜移默化地对他国青年学生造成影响;输出教育产品,进行教育产业形态的入侵与占有;在对外教育援助中,进行意识形态与信仰、价值观等的传递与渗透。
复杂性
留学安全的复杂性特点根源于留学安全本身界定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防范和抵御留学安全的威胁具有长期性,而基于长时间、大规模、宽领域、多渠道的留学活动对公众的影响力却无处不在。留学安全的复杂性还表现在非应时性方面,只是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强弱程度不同而已。另外,维护留学安全在空间方面也具有复杂性。传统的国家安全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它守护的是有形的国土,有明确的疆域界限。非传统视野中的留学安全维护的是一种无形的、较难划界和不易感知的文化空间,守护这种空间的难度比传统的疆域界限更大,更不易掌握。
渗透性
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强烈抵触,会不断地渗透到包括留学活动的大量国际事务中,并直接或拐弯抹角地为难中国,危害中国留学安全。“教育帝国主义”正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契机,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多渠道、全方位地发动教育攻势,表现出一种“强渗透性”的特点。留学教育入侵表现为潜移默化的渗透性特点,必然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弱可视性”的特点。因此,留学安全体系必将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时刻维护的体系。
广泛性
众所周知,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成为我国出国留学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位大学生、研究生都是潜在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从笔者亲自设计、实施,并于2012年2月面向国内中部地区一所二本院校本专科学生进行的一次留学意向问卷调查来看,有出国留学愿望的学生竟占到94.44%,其中“有强烈愿望”者占全部“有留学意向者”的15.69%。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大学生各类安全隐患和安全事件不断增多,影响留学安全状态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传统的安全教育方式已经严重滞后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此,中外社会各界多方呼吁构建适应我国出国留学事业发展需求的安全教育新格局。
笔者曾首次提出“留学人才安全”、“留学课题安全”等新概念,并在《出国留学六十年》这一比较详尽地介绍和研究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形成与变革的专著中,进一步阐述了对于“留学人才安全”问题的观点和意见。比如,中国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谈及1978年以后自己认定的“优秀人才”,其中约75%或被某发达国家高校聘为副教授、客座教授、终身教授,或成为某外国大公司的总裁。这反映出我国留学人才安全的严峻形势。
2012年年初,笔者又进一步提出了留学政治安全、留学文化安全和留学学历学位安全等一些新概念。如2月10日发生在美国迪克森州立大学“滥发文凭”事件,甚至有当事者为此而自杀。由此可见,留学学历学位安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正常的出国留学活动。
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有关我国出国留学领域诸多安全问题涉及留学人才安全、留学课题安全、留学学历学位安全、留学政治安全、留学文化安全、留学生人身财产安全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在当前形势之下,上述方面不可避免地组合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中国留学安全战略”。“留学安全战略”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基本架构由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组成:内部包括各级、各类、各年龄段留学预备人员以及在外留学人员的安全观念和防范意识的养成,吸引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或服务政策,不断深化改革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服务政策;外部则包括留学人才安全、留学文化安全、留学课题安全、学历学位安全以及留学政治安全防范体制和应对机制的建立等内容。
中国留学安全战略基本框架
构建中国留学安全战略应该建立以下几个体制机制或政策法律方面的基本框架:
不断强化留学安全战略观念,即在思想观念上要有所突破,在实际工作中给予足够重视,着力营造良好的留学安全环境,认真打造关注和维护留学安全的氛围。
不断加大留学安全教育的力度,科学合理地建立各级各类留学安全教育体系,积极深化留学安全教育的体制改革,重视培养留学生自我防范的安全能力。
不断促进国家高层次留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将其视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核心竞争力与核心战略资源。特别是通过留学事业的发展,重点加强关系到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紧缺人才、战略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不断提升某些关键领域留学人才的竞争力,进而带动我国人才资源的整体发展,确保国家重点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加快高层次留学人才的战略储备,培养一大批熟悉国际国内形势、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层次专家与优秀企业家等。
不断完善留学安全服务与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能够及时应对各类留学安全问题的留学安全评估体系与预警机制,特别需要建立健全国家级人才安全预警机制。
尽快建立涉及留学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并切实可行的留学安全法律法规制度,为我国广大留学人员搭建一个坚实、牢固的留学安全防火墙,织就一张科学、严密的留学安全防范网。
(作者单位分别为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留学处、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苗丹国 李光贞
(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