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考生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成见？“这种现象不是学校、老师能够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相信学生心理上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表演系的学生观察社会的能力是最基本的，如果这样的事情都能让他们精神崩溃，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他也不适合这个专业。”周老师这样告诉记者。

“我认为媒体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孙振虎老师分析道，“媒体过分追逐爆料，只报现象却忽略结果，不断地推波助澜，而不是正确地舆论监督，报道的伦理判断很薄弱，尽管受众有知情权，但是作为媒体更应该有引导公众舆论的责任。”

像赶大集一样的艺考也催生了独特的艺考经济，其中的艺考培训是众老师所痛斥的对象。“培训机构学出来的东西根本没用，不过是误人子弟，我必须指出这一点，否则很多跌进河里的孩子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掉进去的。”谈到艺考培训孙老师感慨万千。

假定一件事情是正确的，若一千个人里有一半的人同意，或许坚持起来还很容易；若一千个人中有九百九十九个人反对，最后的那个人即便再有良心，或许也只能选择沉默。在艺考招生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的确可能要面临这样的抉择。某些漆黑的真相令考生崩溃，令他们最终放弃，如果说这样遗憾的结果，只能归结于他们自身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话，未免有不负责任的推托之嫌。即使艺考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不等于我们要默认这样的“潜规则”，如果没有人揭露和批评这些黑幕，那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何在？又怎么能断言“这对孩子的心理不会有影响？”真正坏的影响不是他们的心理崩溃，而是默认这样的规则为合理。

艺考不是西天取经，要经历人为的九九八十一难才方见正果，说到底，它首先只应是一种科学的选拔体系，假若在西方艺术体制中，同样出现了不公平竞争的现实，选择中途退出的考生，可能会因其对自我尊严的维护而赢得喝彩，但在中国的中庸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大多数考生只能选择默默隐忍，尽管他们寒窗多年，屡次尝试，甚至耗尽青春。在未来的艺术家心中，如果过早就被迫接受那些阴暗面，他们又会怎样看待现实与理想呢？这同向河道里排污，毒害后代生理健康的做法有何本质区别？艺考之毒，唯有院校、培训机构、考生家长三方达成一致的良知，才能真正得解。

未来：能否考出中国的卡梅隆？

《阿凡达》带热了北电摄影系，今年34个招生计划吸引了900多名考生报考，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然而，作为培养中国艺术人才的门槛，艺考是否能选出中国的卡梅隆？

“电影市场有自己的运作模式，包括商业导演的形成、运作模式、电影技术的成熟，这些都不是一个艺术院校能够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拥有合格艺术素养的创造者，使好的学生变得更好一点，但不能在更好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因为这是很多综合力量发生的改变。”在何老师看来，卡梅隆在中国的诞生，学校能够承载的功用很有限。

周老师认为我们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我们现在的影视艺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刚刚改革开放30年，已经发展得很快了，我们在奋力地跑，但这是一个整体的文化环境，需要共同成长。对表演来说，世界观和思维很重要，我们要开阔眼界，真正提高欣赏水平，让大家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表演。”

事实上，艺考并非唯一出路，周迅、孙俪、范冰冰，还有王宝强，他们并非学院派出身，但一样成为华娱圈一线明星。“在欧洲，艺术人才不仅来源于艺术学院，非常的多元化。我们现在也在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我觉得还是要英雄不问出处，要回归民间，要多元化，只有真正商业化和规范化，艺考才不会这么热，而剩下选择学院的才是真正热爱这个专业的人。” 周老师认为，我国的艺术人才选拔范围太过局限、单一。

对于未来，艺考老师和学生都有自己的期待。“在未来艺考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趋势。但我的理想状态是，希望没有那些培训机构误导考生，同时各地方非专业院校不要胡乱开办艺术类专业；现在中戏的录取率是100∶1，我希望理想的状态是20∶1，我们能在优质的学生里边挑选。”而在孙老师的眼中，未来中国艺考必定能够趋于理性，“我觉得将来艺考不会像现在这么火爆，人们的选择将会偏于理性。”

目前国内艺考的现状或许根本造就不出一个中国的卡梅隆，尽管我们在了解了那些现实、不公之后，还是在努力发出一些理性的、出自良心的呐喊。但中国的艺术院校，受制于其多年来罕见改变的体制，并不能挺身而出，更好地承担起培育创造型人才的责任。个中原因，难以深究，就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招生体制与人才素质始终是相互依存的，从单方面不可能根治问题。而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代表了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最高追求，中国艺考若偏离了这条神圣、纯洁的轨道，掺杂进太多功利因素的话，或许将变得和中国足球一样，成为大众心中永远的切肤之痛。

痛定思痛，或许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