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北方传媒研究》

原题：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萌芽与起步阶段

编前语：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发展四个历史阶段。理论成果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研究队伍从分散走向团队，从业余走向专业；研究方式从无序走向系统，从单一走向多元。如今已经形成了跨学科、多分支的理论体系，学科地位得到社会公认。对其经验进行总结，对其所走弯路及泡沫现象进行反思，对于指导未来广播电视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刊将连续4期刊载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学术部主任张君昌同志的文章《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本期刊载的是第1篇。

据考证，我国最早发表的介绍广播的文章始于1920年，最早介绍电视的文章见于1927年。从那时起，国人开始积累对广播电视的理性认识，至今已走过90年发展历程。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如今已形成蔚为壮观的理论体系。在90年历史进程中，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本文将对9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四个阶段做简要的梳理和总结（本课题研究对象仅限于大陆，不涉及港澳台）。

萌芽阶段指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那时国人已对广播电视形成一定认识，有了初步的感性研究成果。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由1949年10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经济社会历经曲折磨难，受此影响，理论研究虽有进展但难有较大作为。形成阶段指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则为发展阶段，其间理论研究历经了总结历史、构建体系、趋于成熟三个时期，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些阶段、时期的划分，大体上以国家开元纪事、重大转折、重要事件及其影响为依据。

一、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萌芽阶段(1920年～1949年)

据史料记载，推翻清王朝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即决定创办“交通传习所”，开设《无线电话》等课程，培养电信广播技术人才。十年间培养学生400多名，其中包括中国广播之父——1914年毕业于第一届无线电速成班的高材生刘瀚先生。1918年，北洋政府还向英商订购了200套无线电话机，这些设备可以改装成广播发射机。1922年，随着奉系军阀的溃败，部分无线电人才和设备流入东北地区，为国人创办广播打下伏笔。[1]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当时国人对科学新知的敏感度极高。早在1920年，中国近代大型综合性期刊——上海《东方杂志》就在《科学杂俎》栏目陆续刊登《轻便无线电话机》（1月）、《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3月）、《空中传来之演说》（5月）、《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8月）、《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11月）等文章，向国人介绍正在孕育中的广播技术，这是迄今发现国内最早介绍广播知识的一批文章。

《轻便无线电话机》文中写道：“最近发明一种轻便之小无线电话机，各处均可装置，且人人皆能使用，无稍困难……其通话之距离约自十里至二十里之远。”[2]当时，现代广播尚未诞生，无线电话机的问世，为广播诞生创造了条件。《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进一步说明，车上装置无线电话“利益尤巨”。[3]《空中传来之演说》则绘声绘色描述了国外进入实用阶段的广播：“当战胜公债闭幕之日，纽约自由路上悬听筒数十支，由各著名人物各作五分钟之演说。凡在华盛顿及其他大域之诸名人均有所陈说，各自其本地之无线电话站发出，传至于纽约街道中，一时仰首而听者不下万人，皆能了解其辞句。演说中间，更和以音乐亦由无线电自空中传下，声音嘹亮，令人疑为仙界焉。”[4]《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介绍说：“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晚上传音乐，“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晨间报新闻，可于早餐时“且食且听”。[5]《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补充道：“旅客长途寂寞携之而行，则风尘仆仆中可静听数里外歌声也。”[6]其中，后两篇文章已经涉及对广播功能的认知。而这一年ll月，世界上第一家申领营业执照的电台——KDKA电台才在美国正式开播，国人亲耳聆听广播节目则是在1923年的事情。

曹仲渊、朱其清是国内早期研究广播的先锋人物。在曹仲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迫切希望我国广播业迅速发展的良好愿望，看到他对北洋政府不善管理的痛惜之情。他分析了当时上海广播的经营状况，认为美国人奥斯邦1923年在上海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乃“在吾国公然以无线电播送音乐之嚆矢”，看到北洋政府虽屡颁禁令，但“通令仅在华人方面发生效力；对于外侨绝对不生影响”的现实，痛惜政府“实力既不足，法律又无用，行见此项事业之利权，尽数操纵于欧美人民之手”。[7]曾去美国考察并于1922年回国的朱其清，详细介绍了国外办广播的经验和方法，阐释我国发展广播的必要性。由于受欧美思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他突破了封建学者僵化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从广播与社会的关系上探寻出路。他预言广播“将取新闻纸类、留声机等而代之，亦意中事也”；[8]他提出广播兴起的“四要素”，对广播技术、广播内容、收音机制造销售和政府管理等提出诸多看法。“四要素”虽说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但在当时我国广播业尚处于发轫时期来看，不能不说具有远见。

曹仲渊、朱其清对我国早期广播的考察和研究，表明我国这个时期广播研究已初露端倪。由于当时广播在世界上刚刚兴起，在我国更是新鲜，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相关名词语术也没形成规范性提法，常把无线电广播与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混用；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新奇的娱乐消遣工具或商业赢利手段来对待。但可以发现，广播在我国一经诞生，就与社会、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促进人们对广播认识的深化和广播在我国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9]

广播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播仅3天，就在1923年 1月26日播出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表示：“余之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传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无线电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全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系，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10]此后，随着官办电台的兴起，在一些电台管理者给上级官员的《呈》《咨》文和报告中阐述了他们对广播的认识和思考。东北无线电哈尔滨电台台长刘瀚提出“广播无线电之功用，旨在播扬政治，发展商务，辅助教育，焕发社会”。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监督李德言认为广播可以实现“千里一堂”， 能够将“首揆宣言”送抵斗室。【11】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首任台长吴道一则详细阐述了“广播无线电之定义及其效用”，认为广播乃“远地声音”，可以“发于一地，达于全球”，“缩万里如咫尺”，利于“公共消息之传播”。[12]这与当今“地球村”的概念何其相似。国民党广播事业创始人陈果夫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央为阐扬党义，宣传政令，及促进文化，传递消息起见”，于1928年秋创办电台，并认为广播在“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间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谊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具所可比拟。”[13]

迄今发现国人最早在专著中论述广播的是报学家戈公振。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写道：“尚有无线电话（指广播），电浪较无线电（指电报）为弱。近《申报》已购置一具，于演奏音乐歌曲之外，亦常用以报告新闻。”[14]把广播列入新闻范畴加以考察。由于北洋政府将广播划归交通部管辖，在1927年出版的《交通史略》中也记载了当时广播电台的分布和节目播出情况。[15]

20世纪30年代中段被称为旧中国“广播界的黄金时代”。[16]官办和民营电台建成70余座，节目涉猎宣传、教育、新闻、娱乐四大类别。这时人们对广播的研究开始从介绍广播的由来转向对广播节目内容、节目设置，广播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等多方面的探讨。主要文章有曹仲渊的《从上海播音说到国际纠纷》，吴侍中的《广播无线电播音者与收音者应有之道德》，苏祖国的《广播节目之趋向》、《谈广播节目》和《播音与教育》，独鹤的《借无线电灌输知识》等等。这些文章批评了当时广播节目雷同，太俗太滥，内容失实等现象。即“有电皆啼笑，无台不说书”，“听之而不骨头四两轻者鲜矣”。文章建议电台要“多多播送有益的节目与确实的消息”、要“寓教育于休闲娱乐”、“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最好在播音之中能多加入些教授语言学或各种浅近科学的节目”，并且提出办“空中教育”、设“空中学校”之设想。论者关注到广播的教育功能，希望电台办与国与民都有利的事情。这些问题的探讨，一方面促进当时广播电台节目的改进，另一方面也为积极利用广播作了舆论准备。[17]这一时期，一些知名学者、作家加盟研究行列，说明广播在社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广播须知》（1937年）中，从语言活动生理学角度，探讨了播音方式。茅盾在《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1937年）中，就几则抗战报道中“说新闻”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把“硬性的新闻变为生动的故事”。[18]这一时期，胡道静的《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1936)、吴保丰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1937年)等著作对于研究旧中国广播史有一定价值。

20世纪20年代，电视完成实验阶段，国人也投去关注的目光。一篇题为《电视之进步》的文章最早介绍了电视基本技术与原理，认为“各种传递方法史上成功之最伟大者，电视居其一。”[19]孔祥鹅在《参观电传话影机纪实》中描述了目睹电视演示的内容和过程。[20]王崇植、恽震在《无线电与中国》一书中谈到：“无线电视则真俗所谓千里眼矣……以小照片代以无线电传形，而能以极短时间逐一送出”。[21]赵真觉则在《电视学》长文中对贝尔德的“发影机之构造与运用”作了详细介绍。[22]张佐企的《电视浅说》（1933年）、叶露详的《电视学浅说》（1934年）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做了介绍。

我国机电工程专家、南京中央大学杨简初教授曾于1932年得到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主持电视原理样机研发，并于1934年完成摄取、传输、接受、还原图像等环节。[23] 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建立电视台。何贻谋在《广播与电视》一书中提到“早在民国36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准备兴办电视”。温世光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一书中谈到：“至于电视广播电台，亦于民国37年进行选购，筹装京沪，设再假以一两年的时日，必能呈现于国人眼前。”[24]后因时局变化此事不了了之。随着电视技术的成熟，国人对电视的认识逐步深化。胡道静曾预言：“由于无线电传影技术的发明到了成熟的阶段，贡献给新闻事业以更新颖及形象化的传递方法，战后的新闻事业必然要以全新的姿态在‘电波世界’中出现”、“‘电视新闻’虽然还没有正式出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迎接这新闻史的新时代的来临了！”[25]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人民广播，自始至终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周恩来担任中央广播委员会主任。所制定的一些文件，谈到了广播的任务、作用等。1941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的一切的性能。在近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之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的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26]1946年新华总社制定《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要求“研究国内各主要语言广播的宣传工作及国外华语广播宣传工作”。1948年新华总社提出广播稿要特别注意：有战斗性；内容要能为听众所了解；文章结构、语句构造、用词选择，都要适合口播特点，都要口语化。[27]1949年3月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制定《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训练播音方法》，规定了选择播音员的标准、手续和播音员应遵守的制度，并对若干播音业务问题提出要求。在这些文件指导下，人民广播工作者边实践边探讨，在历史及编播业务方面都产生一些研究成果，保证广播圆满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使命。

纵观我国旧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基本上勾勒出我国早期广播业的发展轮廓，对广播的认识从一般介绍到转向对节目内容、节目设置以及相关领域的探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电视研究则以介绍性的译文为主，属于隔“洋”观火，尚处于感性描述水平。这些构成了广播电视研究的萌芽阶段，虽然缺乏系统、扎实、学理深刻的成果，但它为后人开展研究工作进行了积累，为新中国全面启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1949年～1978年)

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大体处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0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到1966年为第一个时期，即通常所说的“文革”前17年，国家处于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期，既有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双百方针”所营造的良好环境，又有国际国内形势动荡、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思想批判所形成的禁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艰难起步并有所发展，同时也受到一定制约性影响。1966年到1976年为第二个时期，极左路线盛行，民主法治遭到践踏，学术空气窒息。1976年到1978年为第三个时期，理论研究出现复苏迹象。

总的来看，“文革”前17年，我国广播事业获得稳步发展，电视事业从无到有，初具规模。这期间，广播电视工作者本着“自己走路”的方针，边实践，边研究，探索广播电视宣传规律，取得一定成果。十年内乱期间，学术凋零，万籁俱寂，1976年后开始复苏。

（一）确立广播电视政治属性，探讨广播电视自身特性

由于广播电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被赋予宣传、教化的重要职责，对于其性质、功能、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几乎无须讨论。对于广播电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回答，主要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有关部门认定，通过文件、报刊或相关会议等形式予以发布。在此期间，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也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开展。l950年新闻总署召开的“京津新闻工作会议”和l952年至l966年先后召开的九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和有关负责人的报告、讲话、文章，是这一时期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记述和经验总结，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当时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权威性成果。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会议还提出，各广播电台应在可能条件下对国内外重要新闻进行自己的采访工作，应有自己的新闻与评论。这次会议体现了胡乔木同志多次讲话强调的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精神，即要根据自身特点，自力更生办广播，不能成为报纸的“有声版”。这次会议对广播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广播及后来诞生的电视探索自身规律和传播特点，提供了政策空间。

1952年l2月1日至11日，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广播工作的成就、经验和存在问题，研究确定1953年广播工作方针与任务。会议围绕“广播工作的特点，广播工作的对象和广播工作的任务”三方面作了深入讨论，不仅指明了国内广播的具体任务、工作方向，也框架了理论研究的边界和底线。此后，以召开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的形式研究、确定广播发展方针的做法，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凡遇有重大方针政策调整或出台，都通过召开全国会议的方式研究和贯彻，并由此形成了在广播电视发展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第四次、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

1954年7月6 日至9月5日，我国派出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广播工作经验；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内部印发《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小册子，全面介绍苏联经验。在ll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梅益作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　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苏联经验对我国广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通过这次学习，中国广播工作者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一些先进经验，使我国广播工作较快地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这次取经，从管理体制到节目制作，都照搬苏联模式，有“削足适履”之嫌。但是，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广播工作者的理论视野。这期间，还派出电视技术人员到苏联、捷克等国学习，为新中国创办电视做了人才和知识的储备。

1964年3月1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提出题为《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的宣传业务整改草案。这个草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15年来广播电视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阐述了广播电视宣传业务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草案难免带有左的痕迹，但对当时的实际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70年1月16日至2月1日，全国电视事业会议在北京进行，会议确定了研制彩色电视的发展方向。1977年10月7日至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南京召开卫星广播规划座谈会。会议研究了我国卫星广播规划，提出我国广播电视应采用卫星覆盖的建议，明确了发展方向、整体布局和实施步骤，为我国大幅度提高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改善视听效果创造了条件。

（二）开辟学术园地，组建高校，建立专职教学及理论研究队伍

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一些广播（电视）学术刊物，但大部分在60年代中期相继停刊。出于业务需要，这些刊物基本上都是业务交流、实践性质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中央电台编印的、以刊登广播稿为主的《每日广播》（1950年1月4日创刊）和《人民广播》（1950年4月创刊）；中央电台编印的主要刊登新闻总署和广播事业局指示精神的《广播通报》（1950年2月1日创刊）；中央电台编印供收音员阅读的《收音员通讯》（1951年3月创刊）；中央电台主办，广播爱好者社编辑出版的群众性刊物《广播爱好者》(1955年7月创刊)等。中央广播事业局主办的《广播业务》是文革前唯一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广播业务刊物。该刊1955年6月起试刊两期，10月正式出版，至1958年底共出15期，1959年1月改为月刊，到1966年5月停刊，共出版102期，发表各类文章1600多篇，许多内容具有开拓价值。中央广播事业局1959年2月创办不定期内部刊物《广播业务译丛》，介绍外国广播电视动态；1964年2月8日，北京电台创办《外国听众反映》，汇集各国听众来信，反映他们的诉求，供领导参考。那时，省级学术刊物较少，创刊较早的有《天津广播》（1951年3月20日创刊）以及湖南、云南、鞍山等地的刊物；上海电台主办的《每周广播》（1955年元旦创刊）是国内第一家公开发行的广播节目报。

l949年11月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建立地方编播研究部，这是广播电视系统第一个业务研究机构。为系统研究各类节目，提高各地电台编播业务水平，1950年7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出调查各地电台《听众服务》节目的通知。1957年6月2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研究室，开始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广播文件、史料和译介外国广播电视材料。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研究迈上新台阶。该院新闻系依照综合大学新闻系的一般构架，设置了新闻理论、广播史、广播业务、播音、文艺和摄影等教研室(组)，并开设相关课程，在新闻学的框架内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央广播局原研究室也并入新闻系，编印《广播业务》和《广播电视参考资料》。当时，大学新闻系设研究室的在仅此一家。在左荧、康荫、温济泽、高而公等“老广播”的带领下，一批青年教师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研究工作，比较系统地总结广播电视的经验。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先后编印完成《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草稿)、《陕北台范文选》、《广播稿选》(第一集)、《新闻工作与语言》、《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等。[28]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1965年，共召开全国性或地区性广播（电视）业务会议十多次，研讨如何提高对内对外宣传质量。

（三）广播业务研究全面开拓，取得可喜成绩

这一时期，由于强调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广播围绕自身特点、业务和历史开展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左荧在《谈广播的特点——业务学习笔记之一》（《广播业务》1955年试刊号1）一文中指出：“用声音通过无线电波向千百万群众说话、演讲，这就是广播最基本的特点。”进而概括了广播的三大优势和四个弱点。向集在《对新闻广播中几个关系问题的探索》（《广播业务》1961年第11、12期）一文中将新闻广播与文艺广播等进行比较，认为真实性是人民广播的重要原则之一。涉及广播基本理论研究的文章还有矛陋室的《试谈广播新闻的部分特点》（《广播业务》1957年第10期）、温济泽的《正确理解新闻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广播业务》1962年第11、12期）等。有十几篇文章探讨了录音报道问题，其中左荧的《谈录音报道》（《广播业务》1957年第9期）较为全面、准确，具有指导意义。

改进广播报道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话题。李守芝的《漫谈广播新闻写作》（《广播业务》1957年第10期）认为:“一篇广播新闻的好坏，一方面在于思想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则决定于语言表达的技巧。”冰华的《对在广播新闻里发表议论的看法》（《广播业务》1958年第8期）主张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杨兆麟的《关于改进广播文风的几点意见》（《广播业务》1959年第9期）从四方面提出改进广播写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丁图的《“转瞬即逝”能不能改变》（《广播业务》1963年第10、11期）针对广播的弱点，提出如何在稿件上加以克服的办法。

在播音研究方面，1951年3月1日左荧发表的《从“编播合一”谈到播音应当专业化》（《广播通报》第2卷第1期）是新中国最早研究播音的理论文章。文章对当时试行“编播合一”的背景、目的、得失进行了分析，指出“好的播音应是亲切而有诱惑力的。使人们一打开机子就不能不听我们的播音，听就不能不听完，听完则久久不能忘怀”。进而对播音提出了较高要求。1952年12月，中央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等观点。 1954年随中国广播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归来的齐越，一方面传达苏联播音工作经验，一方面总结我国的播音经验，组织中央电台播音组的同志写出五篇文章，即《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徐恒执笔）、《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夏青执笔）、《播社论的体会》（李兵执笔）、《把现实中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张洛执笔）、《播音员和实况广播》（齐越执笔），总结了几种主要新闻文体的播音要求以及播音管理和培训办法。1955年3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播音会。会议明确了对播音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左荧在题为《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8月发于《广播业务》1955年试刊号2）的发言中阐述了播音的四个要素。会上一系列发言、报告、讲座，初步形成了播音研究的基本框架。[29]此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研究解放区广播史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全国和各地方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广播的文章达2000篇左右。

（四）电视业务研究在借鉴中摸索，产生初步成果

1958年，中国创办电视，电视理论研究也同时起步。新中国较早发表谈论电视的文章是《电视剧是怎样的?》（《新民晚报》1958年lO月1l 日第2版），该文是欧冠云在采访上海电视台导演周峰后写成的，介绍了周峰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参观学习的体会。而周峰撰写的《从事电视广播的点滴体会》（《广播业务》1959年第12期），被认为是新中国最早正式发表的研究电视的文章。这一时期的电视研究主要是借鉴新闻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框架、原则、观点来审视电视业务，内容涉及电视的作用、传播特点，以及采访、拍摄、编辑、编剧、转播、导播等若干操作问题。在本体理论研究方面，广州电视台的《电视广播宣传的几种方式方法》（《广播业务》1960年第11期）、李子先的《电视新闻片的性能》（《广播业务》1962年第8、9期）和杨长的《电视新闻和电视记者》（《广播业务》1965年第6期）等文章，借鉴新闻理论基本观点来阐述电视新闻工作的若干要求，对电视新闻的属性、传播特点、基本要求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应用业务领域，北京电视台的《足球和篮球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广播业务》1960年第3期）、天津电视台的《充分利用图片报道进行宣传》（《广播业务》1960年第12期）、傅暾的《电视报道的构思——实习笔记之一》（《广播业务》1961年第4期）、裴玉章的《采访摄影浅议》、《再谈采访摄影》、《三谈采访摄影》（分别刊于《广播业务》1962年第4期，第5、6期，第8、9期）等文章几乎涉及了电视实务的各个环节；在节目研究方面，赵群在《北京电视台的广播节目》（《广播业务》1961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近十种电视节目形式，裴玉章在《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广播业务》1962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改进经济报道的九种方法，洪民生在《杂谈电视台的社教节目——向上海、广州电视台学习札记》（《广播业务》1965年第7、8期）总结了办社教节目的几种方法；在电视剧和剧场转播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借用戏剧、电影和文艺理论来议论、分析电视艺术问题。孟浩的《电视转播剧场演出实况的几个问题》（《广播业务》1960年第9期）、黄一鹤的《大型电视音乐节目电视转播的几个问题》（《广播业务》1962年第2、3期）提出镜头切换要与作品内在逻辑相结合等观点；周峰的《漫谈“电视剧”》（《解放日报》l961年7月30日第4版）、王子木的《从小谈起——电视导演札记》（《广播业务》1963年第1期）探讨了电视剧与电影的差别；赵玉嵘的《电视剧浅议》（《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提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由于电视诞生时间不长，电视史研究尚未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广播业务》还对国外电视发展做过介绍。比如，1956年第5期刊登了杨?格鲁什卡的《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和电视工作的新方法》、l960年第7期刊登了奥?维索茨卡娅的《电视播音员》、l963年第6期刊登了洪扬的《古巴的广播电视事业》等。

从1959年到1965年，《广播业务》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研究电视的文章有80余篇，其研究层面基本停留在感性描述上，研究内容集中在电视属性和业务操作方面，大多是电视工作者的工作经验、体会等，缺乏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决策性研究基本上通过文件等形式来发布。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就是这样从点滴、从基础做起的。

（五）几次有价值的学术争鸣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围绕广播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些学者曾展开争论。持“专政工具”论者，以周新武、康荫为代表。周新武在《人民广播——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文中认为：“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广播事业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康荫在《谈新闻作用问题》一文中指出：“广播、报纸既不能和国家机关相互混淆，又不能相互割裂。广播、报纸和国家、军队、法庭一样，都是阶级对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持“斗争工具”论者，以黄予为代表。他在《广播不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复康荫同志》一文中指出：“既然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者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那么，阶级专政就不是阶级斗争的全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就不是‘一个意思’”。马保志、李仲峰撰文《怎样认识广播的性质》支持黄予的观点，认为“报纸广播起源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但不是起源于阶级专政的需要。报纸广播虽然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这部等于说上层建筑的各个构成部分，如报纸、广播、学校等都是阶级专政得工具。”还有学者提出第三种观点：广播是一种“宣传工具”。这一时期，就“广播新闻是否应该简明”、“广播新闻中能不能夹评论”、“电视播出要不要分镜头本”等具体业务问题也曾有过争鸣。[30]

十年内乱时期，广播电视沦为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学术空气窒息，理论刊物停刊，业务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到上世纪70年代，仅保留《广播与电视技术》(1974年创刊)、《电视技术》(1977年创刊)等为数不多的技术信息类刊物。

在这一阶段，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方法；研究思路上，主要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报理论来观照、审视广播和电视，自身的学科意识没有觉醒。“工具论”、“喉舌论”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观念由于过度强调政治属性，而忽视了作为大众媒体文化、娱乐功能的研究。在这种观点的统摄下，许多问题属于不容讨论的学术“禁区”。正是由于受到种种局限，使这一时期鲜有学术争鸣，即使有，也仅仅是在“斗争喉舌”还是“专政喉舌”的有限范围或者一些无足轻重的细微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专业研究人员开始参与到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来，但基本都是进行应景式的政策注解和服务于教学要求的概念性阐述。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相对简单，缺乏国际视野观照，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业务探讨、经验总结层面。仅出版《广播收音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工人广播》手册》（上海劳动出版社1950年版）、《怎样写新闻稿和广播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农村有线广播》（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等几本实用型小册子。许多领域尚处在空白状态，少有被学界认可的成果，更是没有产生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成果，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尚处于幼稚阶段。（未完待续）

注释：

[1] 陈尔泰：《中国广播发轫史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2]《轻便无线电话机》，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版。

[3]《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5号，1920年3月10日版。

[4]《空中传来之演说》，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9号，1920年5月10日版。此前有研究者将此文的配图说明文字“由空中无线电传达演说之情形”误作文章题目，在相关文论中一传再传，经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核查原件，该文题目应为《空中传来之演说》，笔者注。

[5]《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5号，1920年8月10日版。

[6]《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版。

[7] 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8月15日版。

[8] 朱其清：《无线电之新事业》，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6号，1925年3月22日版。

[9] 哈艳秋：《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0]《无线电话传布孙先生统一宣言》，载《国民日报》1923年1月28日；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1] 刘瀚给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的《呈》，1928年3月14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给黑龙江省长公署的《咨》，1928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国广播发轫史稿》，第192页，第190页。

[12] 吴道一：《我国之广播事业》，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年刊》，1929年12月编印。

[13] 陈果夫：《中央广播电台创办经过》，载《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61年版，　第46页。

[1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15] 袁德宣：《交通史略》，北京交通出版社1927年版。

[16]《上海播音台点的历史》，载《申报》1938年12月23日。

[17] 哈艳秋：《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8] 谢鼎新：《民国时期（1920～1949）国人对广播的认知》，载《媒介研究》2007年6月号。

[19]《电视之进步》，载上海《科学》杂志1927年第6期。

[20] 孔祥鹅：《参观电传话影机纪实》，载上海《科学》杂志1928年第3期。

[21] 王崇植、恽震：《无线电与中国》，文瑞印书馆1931年9月版。

[22] 赵真觉：《电视学》，载上海亚美无线电公司编印《无线电问答汇刊》，1932年10月10日。

[23] 孙建三：《在中国Television为什么叫“电视”》，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24] 谢鼎新：《民国时期国人对电视的认知》，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　期。

[25]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10页。

[26]《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27] 杨波、王燕春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28] 赵玉明、王福顺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29] 张颂：《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载《媒介研究》2007年6月号。

[30] 王文利：《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简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92页。

（作者单位：中国广播电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