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一个下午，张旗拿着一份《北京日报》来找我，她说丹丹，北京人艺在招生呢，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我问她，北京人艺是干吗的？她告诉我是演话剧的。我又问她，演话剧用唱吗？她说不用唱，你去报名吧，你学老师、学同学学得太像了……”

在那个下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演员，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还是跟着张旗一起去了首都剧场。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点儿戏也没有。剧场外的年轻人乌央乌央占据了整条街，个个青春逼人，闪亮夺目，还有个刚刚上映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相比她们什么也不是。但钱已经交了，不考也不能退。

初试那天，我拿出家里的火筷子在灶膛里烤烤热，卷了卷娃娃头前面的刘海儿，又从床底下掏出我二姐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鞋跟儿已经磨“坡”了的，穿上，在镜子前转着照照，就出了门。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初试考场，走廊里挤满了心里没谱儿的考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进其中一间，包括田冲老师在内的三四个男老师都在等我。“怎么全是老头儿？”当时我心里想。其实他们不过是和现在的我年龄相仿。

刚到门口，田冲老师说：“这位同学，请把鞋脱了，我要看看你有多高。”所以我的高跟鞋白穿了，初试是光着脚考的。我不会跳舞，就做了一节广播体操，上肢运动，证明身体协调性良好，然后大声念了一段报纸。考完我穿上鞋，撒丫子往家跑，叫我二姐发现我偷穿了她的皮鞋就瞎了。

没想到，初试这一关难倒了前去报名的90%，而我是其余那10%中的一个。很快，我收到参加复试的通知，竞争对手只剩下100多人。

这一次的主考老师多为女性。狄辛老师站到我身边，跟我比了比个头。我朗诵了一首诗，李婉芬老师的评价却与诗无关：“这孩子——将来准是个大胖子，得比我还胖。”她边说边打量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诗充满幻想。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妈妈病危，给爸爸打电话。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作拨电话状。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这名字学问太深了，“汎”，字典里没有，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叫“送饭”。光是“送饭”也还好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参加公审大会，身负各种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来示众，姓张的叫“张犯”，姓李的叫“李犯”，偏有一次碰上一个姓宋的。“现在把宋犯拉出来枪决。”公审员话音一落，“刷”，同学们全都把头转向我，我简直羞愤难当。

还有我妈，本名常花珍，在投奔革命的路上看见大海，她说自己像大海上的一颗星星，于是改名叫“海星”。她就不知道海里有种动物也叫海星，写下来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样。小孩子之间开玩笑总是很残酷的。我有个同学就曾经拿着本画儿书来给我看，指着上面一只张牙舞爪的大海星说：“宋丹丹快看！这就是你妈！”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处处都很倒霉，连父母的名字也惹人笑话。

这都是旁的话。又转回那天的三试考场，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她我妈病了，手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

“喂？请问宋汎在吗？”

“噗哧”一声，我听见底下有人小声在笑。该死！我的心“咯噔”一下，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这时候蓝天野老师扮演电话中的对方说：

“你打错了。”语气缓慢沉着。

我又重拨一遍，再问：“喂？请问宋汎在吗？”

“你打错了。”还是蓝天野老师的声音。

我有点儿慌神，但只有继续划圈儿，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喂？请问宋汎在吗？”

这一次，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我等了一会儿，又对着“电话”说：

“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

又等了一会儿，我想象“电话”那一端“爸爸”应该已经过来了。

“爸，我妈病了，住院了……”刚说到这儿，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委屈……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那么自然地进入了“规定情境”。

“哇……我妈病了，住院了，你快来吧！破伤风！”考试那几天，我妈刚巧因为破伤风住进了医院，所以连素材都是现成的，让我由着性子发挥，渐入佳境。

我实在不能忘记那最后一刻，要和“爸爸”挂电话的时候，是喜剧天分还是童心未泯，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抽泣道：“爸，你快……快来吧，来的时候给我带……带两瓶酸奶！”

话音刚落，我听见所有的老师都哈哈大笑起来，大概他们觉得这孩子太有意思了，这会儿还惦记着吃呢。

听到他们笑，我突然有了种预感：成了！我会哭，会哭就没问题了！

出了考场已是天色擦黑，我心情奇好，一路唱着歌走回了家。

6月30日，人艺发榜，“宋丹丹”3个字不出所料地榜上有名。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光酸奶就不止两瓶。

“我一猜丹丹就考上了！”这是他进家门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早上，我一进办公室，打开报纸就看见红彤彤‘喜盈门’仨大字，占一整版。太吉利了！我当时就一动心思——今天家里准有喜事！”

您瞧，人逢喜事看什么都顺眼，电影《喜盈门》做个广告也成了专为您家张灯结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