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多中国教育界人士看到美国时代杂志最近刊登的这篇文章——《反对暑假 (TheCaseAgainst Sum－merVacation)》，会骄傲起来：你看，美国专家都在呼吁缩短暑假！我们这里抓紧暑假，是值得肯定的。进而，会反对那些减轻学生负担的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美国学者对美国学生过长的暑假会影响到全球竞争力，以及过长暑假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存在着不公平进行了剖析。与之对比，我国学生把暑假抓得紧、安排满，是“有优势”的。然而，我国教育界人士却不能高兴得太早。

　　这首先让我想到了30年前的一个关于中美基础教育的故事。1979年6月，中国曾派出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基础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如下文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扳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访问团由此得出结论：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有如下文字：“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它人则没有。”于是得到结论：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相比，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在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

　　30年时间过去了，这两个代表团的预测都错了——美国教育不断培养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教育还在基本教育理念中挣扎。

　　这些年来，我见多了这种“教育比较”。比如，有专家在观察美国高校后，回国撰文指出，美国高校现在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决策权力，这与我国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正好相反，由此建言，行政管理也是有好处的，不要动辄就提去行政化改革。这种“比较”，貌似有什么“新发现”，可却是完全不顾美国高校管理和我国高校管理的巨大现实差别的——在美国高校中，行政权是十分“可怜”的，教育权与学术权起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行政效率很低，所以才有加强行政权力一说；而在我国高校，情况则并不是如此。形象地说，美国大学中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之比可能最多只有2：8，而在我国高校，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之比至少有9：1，可有专家却以美国高校要加强行政权，来论证我国高校行政权的合理性。

　　对学校放暑假的看法，也与此类似。美国专家要求缩减暑假，与我国的暑假给学生减负，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除周末和节假日外，美国孩子每年平均有180天在校，每天上课不到7小时。学生的假期很少像我们这里进特长班、补课班、培训班，而主要是做兼职、志愿者服务，或参加其他活动。可在我国，假期对中小学生们来说比平时上课还累、还忙。假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以美国专家要求缩减暑假为由，来表明暑假让学生刻苦学习的正当性，这不是混淆是非、走教育极端吗？——美国学者所说的缩减暑假，不过是探索进一步的平衡。

　　与美国教育时常发出危机论调，担心被他国超越相比，我国教育缺乏正确面对问题，反思教育问题的能力。我国已经启动新一轮的教改，要让教改取得成功，必须直面教育问题，理性借鉴他国的经验。(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