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舆论呼声不止，认为正是国内不如人意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及大学生毕业只能卖“白菜价”的低迷就业形势，逼走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

　　然而，这样的解读或许并不全面。

　　同济大学2006级优秀毕业生陈昕婷将于8月赴荷兰深造，她获得了戴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奖学金，将攻读技术管理专业研究生。如果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陈昕婷认为她所就读的专业其实很有市场竞争力。选择出国，是因为她想深造的专业，国内没有。陈昕婷本科学的是信息安全专业。如果继续读研，在国内，她能选的对口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而她又并不想从事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从大二起，陈昕婷就开始为出国作准备，从网上搜索资料，最终为自己选定了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本着“求道”的精神远赴重洋，这或许是真正的尖子生区别于普通自费留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未来发展，尖子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加入世界最顶级的学术团队，而非混个洋文凭。

　　眼下，徐秉欣已经开始看康奈尔大学高新材料加工电脑模拟实验方向的著述和材料。这个专业选择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交大学习期间，徐秉欣加入密西根大学航天工程学院下属的力学模拟实验室，感受到了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广阔前景。很快，他又加入了电子工程学院下属的电脑视觉实验室。两个研究领域虽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成。这是后来徐秉欣倾情于康奈尔的原因——满足了他的研究兴趣。“康奈尔大学在机械制造领域排名并不能进入全美前三甲，但是我选择的专业方向排名在全美应该是第一的。”

　　攀登更高的学术高峰，王拉芝留美，同样着眼于学术科研。“我国的数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已经很领先，但是就统计学专业方向来说，目前在国内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而它在国外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分支。”

　　“祖国培养了你，你却弃祖国而去？！”面对这样的指责，高校的尖子生们并不买账。他们能够预见的未来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国际大都市的建设，需要一批具有跨国、跨文化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因此，今天的出国留学，正是为了明天的“曲线报国”。

　　在规划将来时，上海交大的徐秉欣，复旦的王拉芝以及同济的陈昕婷，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回答：会考虑回国，但不是马上。

　　陈昕婷这样规划自己今后的生活：从课程中大量汲取知识，寒暑假时尽可能找好的实习机会，毕业后争取在当地工作几年。在她看来，首先要成为国际化人才，然后才会根据国内就业形势来进一步做出是否归国的决定。

　　“未来有太多不可预见性，我不希望自己是找不到工作才回国，而是真正取得一些成就后回国。”徐秉欣说，如果在美读博士5年中能够取得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他将继续走学术之路；如果没有取得原创成果，则会考虑转向业界发展。

　　尖子生这类模棱两可的表述，外加大批中国精英长期驻留海外不归的现状，都让人不得不为本土人才流失而倍感焦虑。对此，不少学者另有洞见。

　　近年来华人学者中涌动着一股回归潮，这让美国也开始感到人才流失的危机。2008年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施一公放弃在美的高薪回国发展，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由此带动一批科学家回归，引发了“施一公效应”。美国《纽约时报》曾专门做了报道，“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另一方面，包括尖子生在内的更多大学生们，已经从所处求学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师资队伍的交替中，感受到了出国留学的另一种必要性。

　　按照王拉芝的考虑，她希望哈佛学成后能回母校任教。像复旦这类国内名校，早些年引进的师资就已经以海归学者为主，仅持国内一流大学的学位证书几乎已不具备留任的资格。另据统计，在目前高校中，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80%左右是“海归”，长江学者中的“海归”比例高达94%。

　　“相比于改革开放早期的公派留学生，上世纪90年代后的留学人员，对国内发展更有信心，他们回国的心态更积极、乐观，考虑的是将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很多学者认为，今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出现一批科技、文化领域的智识领袖，他们以学术影响世界。“这些智识领袖很可能会从现在这些赴海外留学的尖子生中产生。对此，我们完全用不着惊讶。”(樊丽萍 姜澎)